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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9-26 13:30 来源:中国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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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云国:王羲之,离真名士还差一截

2018-9-4 09:00:30

来源:澎湃新闻 作者:虞云国 选稿:郁婷苈

原标题:虞云国:王羲之,离真名士还差一截

  一提起王右军,就会联想到他的《兰亭序》。《兰亭序》堪称三绝:书法之绝毋庸赘言,文章也无愧名文,好书法和好文章所记名士们的兰亭雅集也算得上一绝。《兰亭序》说:“人之相与,俯仰一世,或取诸怀抱,悟言一室之内;或因寄所托,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,静躁不同,当其欣于所遇,暂得于己,快然自足,曾不知老之将至。”也许是《兰亭序》的背景效应,后人总把这位书圣也当成陶渊明那样超然物外的真名士。诚如《文章志》所说,王羲之也确有“高爽有风气,不类常流”的一面,这有坦腹东床为证。说的是,太尉郗鉴想与琅琊王氏联姻,派门生到王家相婿。门生回报:“王家各位少爷都不赖。只有一个人在东床坦腹大嚼,好像没有相亲事一样。”郗鉴说:“正是此人是佳婿。”一问,知是羲之,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

  然而,小事有时最能暴露人的弱点。当有人把《兰亭序》比做潘岳的《金谷诗序》,把他比为石崇时,羲之听说“甚有欣色”。石崇之比,不伦不类,逸少竟会沾沾自喜,这与《兰亭序》所展现的超脱相去甚远,表明他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好较短长的。

  王右军确有其为人的另一面。他的妻子郗氏出身名门,也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角色。但比起谢家来,郗氏未免就差点儿。六朝高门,向来王谢并称。到王羲之出道时,琅琊王氏因王导去世而过了巅峰期,谢家却因谢安兄弟的登台而如日中天。因而羲之对谢、郗两家的态度也不免厚此薄彼。郗夫人看在眼里,对弟弟郗愔和郗昙说:“王家见谢安、谢万来,恨不得倾箱倒柜,找出好东西来款待。看到你们来,态度平常得很。你们以后就不必上门了。”二郗也都有令名,郗愔官至司空,郗昙则做到中郎将,决非平庸之辈。对谢、郗两家的厚薄,反映出王羲之未免有点儿势利眼。

  这类小心眼的事,还不止一次。据《世说新语·规箴》记载,王羲之与王敬仁、许玄度友善。二人死后,羲之对他俩的议论变得有点忌刻,有个叫孔岩的人对他说:“你过去与他俩交往有情谊,人死以后,反而没有慎终之好。这是一般人所不取的。”羲之当场就惭愧无语。

  王羲之是一个讲实际的人。有一次,他与谢安共登冶城,谢安悠然远想,有高世之志。羲之对他说:“当今八方多事,应该人人努力自效。而虚谈碍事,浮文妨要,恐非当今所宜。”谢安不以为然,反问:“秦任商鞅,二世而亡,难道也是清言惹的祸吗?”与谢安相比,看来王羲之还缺少真名士应有的那种超脱与率真。但他对有这种真精神的人,倒是由衷歆羡的。据《世说新语·栖逸》载,阮裕隐居在会稽剡山,志存隐遁,萧然无事,内心却十分充实。有人以这事来问,羲之说:“此人说得上荣辱不惊了。即便扬雄所赞叹的沉冥,也不见得能与他相比。”因为仰慕这种名士风度和精神,王羲之也试图效法,但总有点形似神不似。令他在这个问题上出乖露丑的,就是他与王述的杯葛。

  王羲之

  王述,字怀祖,出身于太原王氏,虽然比不上琅琊王氏,好歹也是士族子弟,后来封为蓝田侯。有记载说他“清贵简正”,少年时就被人推重,与王羲之齐名。但羲之一向瞧他不起。王述是个急性子,有一次吃煮鸡蛋,用筷子去夹,屡夹不起,就勃然大怒,拿起鸡蛋朝地上摔。鸡蛋在地上骨碌碌转个不停,他就离席用木屐齿去踩它,没能踩到,拣起鸡蛋就往嘴里塞,连壳嚼碎后就吐了出来。王羲之听说这事,笑着说:“即便是他父亲王安期那样有名德的人,倘有这样性格,也一无可取,更何况王述呢?”轻蔑之情溢于言表。不过,王述身负重任以后,却能控制自己忭急的个性,“每以柔克为用”。有一次,谢安之兄谢奕当面骂得他狗血淋头,他面壁而立,一语不答。谢奕骂骂咧咧了半天才走,他却复坐如初。时评都称他有肚量。王羲之与王述的关系不洽,而清议后来对王述的赞誉,反而超过了羲之,这更引起羲之内心的不平衡。

  王述在会稽内史任上丧母,居留在郡内守丧。王羲之继任其内史,按照礼节应该前往吊唁。据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说,“羲之代述,止一吊,遂不重诣”。王述在丁忧的三年期间,以为羲之还会来造访他的,每次听到会稽内史出行的角声,就洒扫庭除而准备羲之来访,但总是空等一场,羲之竟一次也没有光顾过他家。《王羲之传》说王述因而“深以为恨”,似乎是他太在乎羲之的来访,才有了过结。这是史传在为羲之掩饰过错。

  据《世说新语·仇隙》记载:

  蓝田(即王述)于会稽丁艰,停山阴治丧。右军代为郡,屡言出吊,连日不果。后诣门自通,主人既哭,不前而去,以陵辱之。于是彼此嫌隙大构。

  如此说来,二王结怨,错在右军。《晋书·王述传》说王述“少孤,事母以孝闻”,是个大孝子。如今,相依为命的老母亲死了,你一再传语说要去吊唁,却迟迟不去,害得别人空等。最后去虽去了,丧家接到通报后,摆出一脸哭丧的模样等你到灵堂祭吊,以尽宾主之礼,你却大门不进,扬长而去,让主人下不了台阶。不要说王述这个孝子,无论谁都难以无动于衷的。更何况王羲之本人十分在意礼尚往来,这有《王右军集》里上百首《杂帖》可以印证。由此看来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说王述在丁忧期间还一直等王羲之来访,显然有悖常理。谁都不会在受辱以后还殷殷期盼对手来访的,王述只可能是在羲之传语以后、登门以前的这几天里干等他来。二王构怨,完全起因于羲之的无礼。而事后为了掩饰这一无礼,羲之编派出一种说法来减轻内心的不安,即王述是因对自己以后不再往访才引起怨望的,这种说法后来竟被采入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。

  双方恩怨如此,事情却未完结。接任会稽内史以后,王羲之以揶揄的口吻对朋友说过:“王怀祖终丧应当去做尚书,到老就可以做到仆射。如果再来做会稽内史,那就懵懂了。”不料王述丁忧期满,朝廷却提拔他出任扬州刺史,会稽内史反而成了他的下属。赴任前夕,王述“周行郡界”,该拜访的一个也没拉下,就是不上羲之的门,临行,一别而去。虽说有点憋气,但所作所为并未像羲之那样出格。

  这下王羲之受不了了,但却未能忘情名位。他一听到王述的任命,就派会稽参军入朝去活动,要求将会稽由郡升格为越州。这是又一次出格的举动:为使自己免受王述的领导,竟要朝廷特地变动行政区划的建制和级别。打个比方,就像现在的绍兴市长贸然要求国务院把绍兴市升格为省那样可笑。即便他的堂伯王导还在世做宰相,也绝对不会考虑这一荒唐要求的。他派出的那个参军办事能力也差劲,有记载说该人“受意失旨”,或许把羲之的隐情都和盘托出了。总之,这事使王右军“大为时贤所笑”。

  王羲之内心深觉惭愧和感叹,回家对儿子们说:“我不比怀祖差,但职位和待遇却相去悬殊,也许是你们不及坦之的缘故吧!”坦之是王述的儿子,据说他弱冠就“有重名”。不过,逸少的儿子中,除凝之才情较逊,徽之和献之实在也不比坦之差到那儿去。尤其是献之,后来的知名度还远在坦之之上。羲之数落儿子的那番话,实际上还是内心失态的外在流露。比起陶渊明《责子》诗中所说的“虽有五男儿,总不好纸笔,天运苟如此,且进杯中物”的旷达来,他离六朝名士的真精神确实还未达一间。

  陶渊明

  据《世说新语·仇隙》记载,王述到任以后,密令部属找出会稽郡各种所谓“不法”的事情,说王羲之“先有隙令,自为其宜”,也就是指控他先颁布有机可乘的规定,再自行其是胡作非为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则说,王述检查会稽郡的工作,“辨其刑政”,使逸少“疲于简对”,大概是以疲劳战术忙得他连写工作汇报都来不及。无论何说为是,王述似乎也有点公报私怨之嫌。王羲之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,便托病辞职。但王氏是名门,自己又是名士,尽管辞职,朝廷还会来请他出山的。那时,倘若他再出仕,势必会贻笑士林;倘若再以健康原因拒绝,也会被人说成是矫情。思来想去,宦海风涛已与自己无缘。永和十一年(355年)三月初九日那天,他一个人跑到父母墓前,摆好了供品,磕好了响头,发下了不再苟进的誓言。这篇百来字的《誓墓文》收在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里,文章并不赖,简洁明快,感情激越,令人千载之下也能想见其誓墓时的愤激和决绝。辞官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,“进无忠孝之节,退违推贤之义”,担心“死亡无日,忧及宗祀”,因而“寤寐永叹,若坠深谷,止足之分,定之於今”。似乎只是身体力行老子所说“知止不辱,知足不殆”的古训,而完全无关乎其他。誓发得相当重,也确是指日为誓,信誓旦旦:

  自今之后,敢渝此心, 贪冒苟进,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。子而不子,天地所不覆载。名教所不得容。信誓之诚,有如皦日!

  既然发了重誓,朝廷也不便相强。王羲之辞职以后,再也未入官场,忠实履行了《誓墓文》里的信誓。他对自己辞官遁世的选择似乎很庆幸,与友人一再谈起。他给谢万的信里说:“古之辞世者,或被发阳狂,或污身秽迹,可谓艰矣。今仆坐而获逸,遂其宿心,其为庆幸,岂非天赐!违天不祥!”他还劝一位朋友:“吾为逸民之怀久矣。足下何以方复及此?”王羲之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,内外孙有十六人。在家,他植桑栽果,率诸子,抱稚孙,游憩其间,有好吃的果子,摘下来与子孙分食,有滋有味地品尝着天伦之乐。他寄情于山水之间,也热衷于药石之道,为了这两大爱好,他遍历东南诸郡,往往不远千里,穷名山,泛沧海,感叹道:“我终将快乐而死!”

  王右军是否“快乐而死”呢?人们有理由怀疑:在他一再唠叨的话题背后,是否隐含着另一种情结?据《世说新语·仇隙》说,羲之“称疾去郡,以愤慨致终”。他是升平五年(361年)去世的,离誓墓辞官时隔六年。也就是说,在这六年间,他表面上纵情山水,而内心至死都没有把自己与王述的那段芥蒂恩怨放下。明朝张溥评论此事说:“逸少与蓝田抵牾,愧叹谢病,犹逐翰音而未睹登天者也”,也是惋惜他想学名士的超脱而没有学到真精神。王羲之写过“争先非吾事,静照在忘求”的诗句,但在与王述的关系上,他不但未能“忘求”,反而一再“争先”。他的《兰亭诗》早就说过:“有心未能悟,适足缠利害”,但自己最后还是“未能悟”,缠夹进一场无谓的是非,贻笑于时贤,见讥于后人。难怪近人钱基博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羲之身在轩冕,哀乐未忘;不如陶潜之胸次浩然,亭亭物表也。”比起陶渊明,王羲之还差那么一截儿。

  (本文摘自《三声楼读记》,虞云国著,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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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云国:王羲之,离真名士还差一截

2018-09-26 09:00 来源:澎湃新闻

上世纪80年代,在美日出现贸易摩擦时,美国曾多次利用301调查迫使日本在开放市场上作出让步。

原标题:虞云国:王羲之,离真名士还差一截

  一提起王右军,就会联想到他的《兰亭序》。《兰亭序》堪称三绝:书法之绝毋庸赘言,文章也无愧名文,好书法和好文章所记名士们的兰亭雅集也算得上一绝。《兰亭序》说:“人之相与,俯仰一世,或取诸怀抱,悟言一室之内;或因寄所托,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,静躁不同,当其欣于所遇,暂得于己,快然自足,曾不知老之将至。”也许是《兰亭序》的背景效应,后人总把这位书圣也当成陶渊明那样超然物外的真名士。诚如《文章志》所说,王羲之也确有“高爽有风气,不类常流”的一面,这有坦腹东床为证。说的是,太尉郗鉴想与琅琊王氏联姻,派门生到王家相婿。门生回报:“王家各位少爷都不赖。只有一个人在东床坦腹大嚼,好像没有相亲事一样。”郗鉴说:“正是此人是佳婿。”一问,知是羲之,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

  然而,小事有时最能暴露人的弱点。当有人把《兰亭序》比做潘岳的《金谷诗序》,把他比为石崇时,羲之听说“甚有欣色”。石崇之比,不伦不类,逸少竟会沾沾自喜,这与《兰亭序》所展现的超脱相去甚远,表明他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好较短长的。

  王右军确有其为人的另一面。他的妻子郗氏出身名门,也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角色。但比起谢家来,郗氏未免就差点儿。六朝高门,向来王谢并称。到王羲之出道时,琅琊王氏因王导去世而过了巅峰期,谢家却因谢安兄弟的登台而如日中天。因而羲之对谢、郗两家的态度也不免厚此薄彼。郗夫人看在眼里,对弟弟郗愔和郗昙说:“王家见谢安、谢万来,恨不得倾箱倒柜,找出好东西来款待。看到你们来,态度平常得很。你们以后就不必上门了。”二郗也都有令名,郗愔官至司空,郗昙则做到中郎将,决非平庸之辈。对谢、郗两家的厚薄,反映出王羲之未免有点儿势利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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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羲之是一个讲实际的人。有一次,他与谢安共登冶城,谢安悠然远想,有高世之志。羲之对他说:“当今八方多事,应该人人努力自效。而虚谈碍事,浮文妨要,恐非当今所宜。”谢安不以为然,反问:“秦任商鞅,二世而亡,难道也是清言惹的祸吗?”与谢安相比,看来王羲之还缺少真名士应有的那种超脱与率真。但他对有这种真精神的人,倒是由衷歆羡的。据《世说新语·栖逸》载,阮裕隐居在会稽剡山,志存隐遁,萧然无事,内心却十分充实。有人以这事来问,羲之说:“此人说得上荣辱不惊了。即便扬雄所赞叹的沉冥,也不见得能与他相比。”因为仰慕这种名士风度和精神,王羲之也试图效法,但总有点形似神不似。令他在这个问题上出乖露丑的,就是他与王述的杯葛。

  王羲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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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《世说新语·仇隙》记载:

  蓝田(即王述)于会稽丁艰,停山阴治丧。右军代为郡,屡言出吊,连日不果。后诣门自通,主人既哭,不前而去,以陵辱之。于是彼此嫌隙大构。

  如此说来,二王结怨,错在右军。《晋书·王述传》说王述“少孤,事母以孝闻”,是个大孝子。如今,相依为命的老母亲死了,你一再传语说要去吊唁,却迟迟不去,害得别人空等。最后去虽去了,丧家接到通报后,摆出一脸哭丧的模样等你到灵堂祭吊,以尽宾主之礼,你却大门不进,扬长而去,让主人下不了台阶。不要说王述这个孝子,无论谁都难以无动于衷的。更何况王羲之本人十分在意礼尚往来,这有《王右军集》里上百首《杂帖》可以印证。由此看来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说王述在丁忧期间还一直等王羲之来访,显然有悖常理。谁都不会在受辱以后还殷殷期盼对手来访的,王述只可能是在羲之传语以后、登门以前的这几天里干等他来。二王构怨,完全起因于羲之的无礼。而事后为了掩饰这一无礼,羲之编派出一种说法来减轻内心的不安,即王述是因对自己以后不再往访才引起怨望的,这种说法后来竟被采入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。

  双方恩怨如此,事情却未完结。接任会稽内史以后,王羲之以揶揄的口吻对朋友说过:“王怀祖终丧应当去做尚书,到老就可以做到仆射。如果再来做会稽内史,那就懵懂了。”不料王述丁忧期满,朝廷却提拔他出任扬州刺史,会稽内史反而成了他的下属。赴任前夕,王述“周行郡界”,该拜访的一个也没拉下,就是不上羲之的门,临行,一别而去。虽说有点憋气,但所作所为并未像羲之那样出格。

  这下王羲之受不了了,但却未能忘情名位。他一听到王述的任命,就派会稽参军入朝去活动,要求将会稽由郡升格为越州。这是又一次出格的举动:为使自己免受王述的领导,竟要朝廷特地变动行政区划的建制和级别。打个比方,就像现在的绍兴市长贸然要求国务院把绍兴市升格为省那样可笑。即便他的堂伯王导还在世做宰相,也绝对不会考虑这一荒唐要求的。他派出的那个参军办事能力也差劲,有记载说该人“受意失旨”,或许把羲之的隐情都和盘托出了。总之,这事使王右军“大为时贤所笑”。

  王羲之内心深觉惭愧和感叹,回家对儿子们说:“我不比怀祖差,但职位和待遇却相去悬殊,也许是你们不及坦之的缘故吧!”坦之是王述的儿子,据说他弱冠就“有重名”。不过,逸少的儿子中,除凝之才情较逊,徽之和献之实在也不比坦之差到那儿去。尤其是献之,后来的知名度还远在坦之之上。羲之数落儿子的那番话,实际上还是内心失态的外在流露。比起陶渊明《责子》诗中所说的“虽有五男儿,总不好纸笔,天运苟如此,且进杯中物”的旷达来,他离六朝名士的真精神确实还未达一间。

  陶渊明

  据《世说新语·仇隙》记载,王述到任以后,密令部属找出会稽郡各种所谓“不法”的事情,说王羲之“先有隙令,自为其宜”,也就是指控他先颁布有机可乘的规定,再自行其是胡作非为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则说,王述检查会稽郡的工作,“辨其刑政”,使逸少“疲于简对”,大概是以疲劳战术忙得他连写工作汇报都来不及。无论何说为是,王述似乎也有点公报私怨之嫌。王羲之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,便托病辞职。但王氏是名门,自己又是名士,尽管辞职,朝廷还会来请他出山的。那时,倘若他再出仕,势必会贻笑士林;倘若再以健康原因拒绝,也会被人说成是矫情。思来想去,宦海风涛已与自己无缘。永和十一年(355年)三月初九日那天,他一个人跑到父母墓前,摆好了供品,磕好了响头,发下了不再苟进的誓言。这篇百来字的《誓墓文》收在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里,文章并不赖,简洁明快,感情激越,令人千载之下也能想见其誓墓时的愤激和决绝。辞官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,“进无忠孝之节,退违推贤之义”,担心“死亡无日,忧及宗祀”,因而“寤寐永叹,若坠深谷,止足之分,定之於今”。似乎只是身体力行老子所说“知止不辱,知足不殆”的古训,而完全无关乎其他。誓发得相当重,也确是指日为誓,信誓旦旦:

  自今之后,敢渝此心, 贪冒苟进,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。子而不子,天地所不覆载。名教所不得容。信誓之诚,有如皦日!

  既然发了重誓,朝廷也不便相强。王羲之辞职以后,再也未入官场,忠实履行了《誓墓文》里的信誓。他对自己辞官遁世的选择似乎很庆幸,与友人一再谈起。他给谢万的信里说:“古之辞世者,或被发阳狂,或污身秽迹,可谓艰矣。今仆坐而获逸,遂其宿心,其为庆幸,岂非天赐!违天不祥!”他还劝一位朋友:“吾为逸民之怀久矣。足下何以方复及此?”王羲之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,内外孙有十六人。在家,他植桑栽果,率诸子,抱稚孙,游憩其间,有好吃的果子,摘下来与子孙分食,有滋有味地品尝着天伦之乐。他寄情于山水之间,也热衷于药石之道,为了这两大爱好,他遍历东南诸郡,往往不远千里,穷名山,泛沧海,感叹道:“我终将快乐而死!”

  王右军是否“快乐而死”呢?人们有理由怀疑:在他一再唠叨的话题背后,是否隐含着另一种情结?据《世说新语·仇隙》说,羲之“称疾去郡,以愤慨致终”。他是升平五年(361年)去世的,离誓墓辞官时隔六年。也就是说,在这六年间,他表面上纵情山水,而内心至死都没有把自己与王述的那段芥蒂恩怨放下。明朝张溥评论此事说:“逸少与蓝田抵牾,愧叹谢病,犹逐翰音而未睹登天者也”,也是惋惜他想学名士的超脱而没有学到真精神。王羲之写过“争先非吾事,静照在忘求”的诗句,但在与王述的关系上,他不但未能“忘求”,反而一再“争先”。他的《兰亭诗》早就说过:“有心未能悟,适足缠利害”,但自己最后还是“未能悟”,缠夹进一场无谓的是非,贻笑于时贤,见讥于后人。难怪近人钱基博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羲之身在轩冕,哀乐未忘;不如陶潜之胸次浩然,亭亭物表也。”比起陶渊明,王羲之还差那么一截儿。

  (本文摘自《三声楼读记》,虞云国著,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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